在西方近代哲学的长河中，对于幸福的探讨从未停止过。从早期的伊壁鸠鲁到近代的康德和边沁，再到现代的罗尔斯与诺齐克，每一位思想家都试图为这个古老而又永恒的问题找到新的解答。本文将带领读者一同探寻这些哲学巨擘对幸福的深刻理解，以及他们对当代社会追求个人满足与社会和谐所提出的宝贵建议。

首先，我们来看看伊壁鸠鲁（Epicurus）的观点。这位古希腊哲学家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心灵的宁静与身体的健康，而非物质上的富足。他主张简单的生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强调通过友谊、自由和对自然的理解来实现个人的满足感。伊壁鸠鲁的思想为后来的斯多葛学派奠定了基础，他们同样关注内心的平静与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理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了他的道德伦理观。康德认为，人的行为应当遵循理性的普遍法则，即“人是目的本身”的原则。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而不是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这种伦理框架下，幸福被视为一种副产品，是我们在履行义务和责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结果。

英国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定义幸福。他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为的终极标准。边沁提倡的是效用最大化原则，即任何行动或政策都应该以增加总体的快乐或减少痛苦为目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幸福观在19世纪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了正义理论，这一理论也涉及了对幸福的重新解读。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幸福。他强调了社会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有利于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以确保每个人都有可能过上满意的生活。

与之相对立的是另一位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自由意志主义观点。诺齐ick主张最小化的政府干预和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在他看来，最大的幸福来自于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而不受他人的强制干涉。因此，诺齐克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体权利的环境。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哲学中对幸福的理解经历了从追求内在精神满足到注重外部环境改善的过程。无论是康德的道德自律还是边沁的功利计算，抑或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和诺齐克的自由至上，都在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幸福不仅是个体情感体验的结果，也是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塑造的结果。在这个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地反思和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实践幸福的内涵。